大眾報業·半島記者   劉宜慶

有一年,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的瑯琊刻石前,來了一位老者。他圍繞著瑯琊刻石前后左右仔細觀看。他看過之后,來到博物館辦公室,問辦公室的工作人員:“展廳里的那塊瑯琊刻石是復制的吧?”辦公室的人聽到此言,不由得一愣,反問:“你怎么知道是復制的?”老者笑道:“我從小就是看著那塊石頭長大的。原石跟復制石我仔細看看就能辨別出來!”辦公室的人員,一聽,就知道來了懂這塊刻石的高人。為這位老者介紹:國家博物館里現在展出的是塊復制品,為防止風化剝蝕,原碑被珍藏在庫里了。

這位年輕人是諸城孟昭鴻的長孫孟慶頤。一塊橫亙兩千多年歲月長河的秦代刻石經過多少波折,被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?這塊石碑的后面,站著美術家孟昭鴻。他是怎樣將一塊一塊散落的瑯琊刻石搜集并復原?文物的命運怎樣與一位美術家的人生交織在一起?這要從諸城孟氏家族說起。

孟昭鴻,字方陸,中年改字方儒,自署曰放廬。他出生于諸城一個書香世家,自幼坐擁書城。孟昭鴻繼承祖、父遺風,成為山東著名藏書家,號稱膠東第一人,堂名“靜遠堂”。藏書最多時達十余萬卷,多為古籍善本,碑帖字畫。

1921年,諸城教育局長王景祥,接到山東省政府令,保存古跡,調查文物。于是,孟昭鴻和縣視學培祜前往瑯琊臺考察秦碑。

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后,多次巡視全國,三次登瑯琊,一住數月,從內地遷來三萬戶百姓,修筑起瑯琊臺并刻石紀功。二世元年,東行郡縣,李斯隨從,于始皇所立石旁刻大臣從者姓名,以彰始皇成功盛德,復刻詔書于其旁。至宋代蘇軾為密州知州時,始皇刻石已泯滅不存,僅存秦二世元年所加刻辭。山左文人雅士經常來此登臨、訪古。時至晚清,濰縣王石經(1833～1920),嗜好金石文字,“同宮本昂赴瑯琊臺拓秦碑”。

孟昭鴻和王培祜來到瑯琊臺時,臺城早已不見蹤跡,立在臺下廟中瑯琊刻石因歷史久遠坍塌,已經殘缺不堪,破碎的碑石散落在地。瑯琊刻石經歷了秦漢明月,魏晉風度,唐宋氣象,明清風霜,如今成為眼前的景象,好不凄涼。出于保護本土文物古跡的職責,孟昭鴻和王培祜小心翼翼地將十幾塊破碎的瑯琊刻石搜集在一起,裝上車,運送到諸城縣城。

瑯琊刻石不全,這成為孟昭鴻心頭的缺憾。第二年,孟昭鴻等人又來到瑯琊臺,遍訪周邊廟宇村莊,功夫不有心人,每搜集到一塊,心中大喜。其中一塊,是在農夫的豬圈的墻中找到。

“爰命工黏合,竟成完璧,置于教育局中。”孟昭鴻在他的《放廬筆記》中寫道。秦瑯琊刻石完璧后,有青年名鄭作禎者摹寫一通,孟昭鴻為其題詩數首。其一曰:“芝罘秦篆久無痕,真跡嶧山亦不存。唯有瑯琊數行字,獨留片石鎮乾坤。”

完璧之后的瑯琊刻石,遭遇驚天世變。日軍侵占諸城,孟昭鴻避走青島。他的藏書這這次戰亂之中散佚。而保存瑯琊刻石也不容易,他在《放廬筆記》中寫道:“丁丑事變,縣署又毀。當局者因拆磚建置營房,移此碑于北城墻下天齊廟中。嗚呼,先秦碑碣僅此片石,世變滄桑,保存匪易,為之三嘆!”1945年瑯琊刻石被日軍發現,教育局科員崔子山沉著應對,隨后即刻將刻石裝箱,轉移于后營街小學。

孟昭鴻在青島居住于伏龍路40號,其齋號為“靜遠堂”。孟昭鴻于1937年定居青島,1947年在青島病逝。伏龍山上,靜遠堂是詩人墨客雅集之處,與鄭爰居、劉少文、丁揆野、張錚夫、王統照、黃公渚等人交游,經常吟詩唱和。

孟昭鴻在青島的十年,生活陷入窮困之中,有時為了買米而發愁。孟昭鴻病逝后,鄭爰居寫了《孟君方陸傳》,說他“家世豐厚,驟貧困,菽米不繼,郁郁致疾”。　

可以告慰他的是,瑯琊刻石經歷戰亂存世。1949年在膠東文管會工作的石可得知瑯琊刻石后,遂到諸城尋訪。孟昭鴻學生王子光帶他把石碑找了出來,后被運到文管會駐地萊陽縣浴店村。幾經輾轉,瑯琊刻石被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。

孟昭鴻出生于1883年,自出生就經歷晚清亂局,一生飽經離亂,終生被戰爭侵擾。在這樣的亂世,他處于風浪之中,有《放廬印存》六卷、詩集《放廬吟草》二卷傳世。一介寒儒,秉承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,搜集整理鄉邦文獻,致力保護文物,可謂地方文脈的守護者。筆墨落于紙張為詩書,文字刻于碑石為碑文。“遺著有《諸城辛亥獨立始末記》及《諸城丙辰獨立始末記》,紀辛亥革命史實；《諸城庚午圍城日記》,記軍閥相爭雜史；《避難紀異》,志日寇侵華慘況。”在今天看來,這些詩文成為研究地方史的珍貴資料。

在孟慶泰先生家中,我們采訪書法家孟慶泰、作家趙夫青兩位先生。茶幾上放著《放廬日記》(孟昭鴻手寫本)《放廬吟草》(孟慶泰抄本)等未刊書。兩個小時的時間,我們的話題圍繞著瑯琊刻石以及孟昭鴻、鄭爰居等島城名士。話題穿越了三千年,案上紅茶尚未涼……